《問題與主義》經典語錄

第一輯
匹夫之言 百年轉換——“商人”與“教士”的*觀 阿Q二題
第二輯
問題與主義 善惡、信仰與自由：兩個托馬斯的啟示——莫爾與托爾克維馬達生死五百年祭
*現代自由主義的理論商榷
第三輯
他山之石 起點平等與公平競爭——從“桑巴特問題”看美國案例
寓平等於自由之中——評李普塞特新著《美國例外論》
第四輯
文化與制度
文化決定論的貧困——超越文化形態史觀
從大共同體本位到公民社會——傳統*社會及其現代演進的再認識
第五輯
四十而惑
求索於“主義”與“問題”間
教育有問題，但不是“教育問題”——關於教育改革的感言

科斯問道：一個工人為什麼寧願受僱於企業，而不願直接面向市場出售他的勞務或產品?因為企業這種組織比各個人直接面對市場能明顯地降低交易成本。由此增加的好處即使扣除了企業的“剝削”，落到工人手裡的也會比他單幹所能掙得的更多。這個論*曾被一些人引伸為：*比*更能節約交易成本。但是，科斯為什麼不問：奴隸制工場是否更能降低交易成本?工人為什麼不願當一個奴隸?不要以為這不是問題。美國經濟學家福格爾便曾*：美國南北戰爭前南方的奴隸制經濟效率並不比北方的自由經濟差。然而科斯當然不會這樣提問題，因為他要比較的，是不同的交易方式之間的成本，而不是交易與搶（強制）之間的“成本”大小。

昔夷人侵凌華夏，設公園而以禁牌額其門曰：“華人與*不得入內”。國人大憤，皆奮然群起與之爭。阿Q適經此，怪人群之洶洶也，恬然曰：“此園，吾兒所為也。我老子，固不屑入內。胡兒書此，是彰我之尊也，何爭為?”人皆哂之，至有斥其為漢奸者。而Q不自知，嬉然自若。

至於那些為自由主義所肯定而為社會*主義所否定的東西(如“純粹市場經濟”)，以及那些為自由主義所否定而社會*主義所肯定的東西(如“過分強大的”工會)，則我們*現在都還沒有。等到有了再來選擇自己的立場也還不遲。我這個態度是不是所謂的“第三條道路”呢?也許是的，但這條道路既不在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條道路“之外”，甚至也不在這兩者“之間”，也許說是“第一、二條道路的重合”更準確。

科斯理論的特點是隻談“交易成本”而不談交易權利，這決非因為交易權利問題不重要，而是因為這個問題在科斯所處的社會已經解決，已不是他們的問題。因此他的問題其實是有自明的前提的。科斯最著名的論*，如“企業的意義”與“牧人與農人”問題及由此匯出的如今幾成經典的所謂科斯定理，都有這樣的背景。

由此看來，“西方視野裡的*形象”的確費解：它似乎既不以時代分野(即不是“前啟蒙時美化*、後啟蒙時醜化*”)，也不以“左”、“右”劃線(即未必“左派”美化*而“右派”醜化*)。我們有些人在猛批“資本主義”之餘以為自己像是西方的新左派，殊不知人家“新左”的眼裡我們跟蘇哈托倒是差不多。我們有些人痛斥他們資本家收買傳媒來“妖魔化*”，殊不知正是多虧那傳媒還要買“資本”的賬，那“*”情緒才有所收斂。

阿Q*成功，遂為未莊之主，怪趙太爺不許其姓趙也，殺之而據其府。又取《趙氏宗譜》，令假洋鬼子改之，以Q為長房嫡派，號為Q公，人稱真趙太爺。遂擴府第，盡納秀才娘子、吳媽、小尼於其中，立生祠而頌Q公真爺之恩德，未莊欣欣向榮焉。

新制度學派在美國面臨的是與我們極不相同的問題。他們是在傳統私有制與公民權利社會的基礎上反對“國家干預”，而我們是在沒有這一基礎的條件下走出“國家統制”並在這一過程中創造這一基礎。前者只是個效率問題，因此可以談“交易成本”，而後者除效率外更是個公正問題，因此首先要確立交易權利。前者只涉及 “規則”，而後者尤其關係到“起點”。前者是規範的自由秩序中的問題，而後者則是原始積累時期的問題。在科斯而言，“初始權利屬誰無關緊要”是一個捍衛自由的命題（在“農—牧問題”中，這一命題意味著無論原產權屬農人還是牧人，國家都沒有理由——無論道義理由還是效率理由來加以干涉)，而在我們這裡，“初始權利無關論”卻被扭曲為一個為搶劫辯護的命題

19世紀以後法國漢學復興，但仍然繼承耶穌會的傳統。法國人關心的是*的文獻典籍，專注於對*文化的知識*研究；而美、英人則對*社會表層方面的問題更感興趣，當時的英文期刊大量登載關於*社會習俗、婚嫁喪葬、住宅服飾、吸鴉片裹小腳等方面的文章，而法國刊物對此無甚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