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邊的*》經典語錄

本書是著名學者曹錦清1996年5月-11月期間深入河南地區的田野調查，是一部當代*少見的實*考察著作。全書記錄了正在轉型中的中原鄉村社會，涉及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後的農民與土地、與市場、與血緣人情網路、與地方*關係的變化現狀;涉及農村、農民、農業、收支、農民負擔、計劃生育等諸多方面;涉及日益龐大且凌駕於農村社會之上的地方*與分散經營的農民為爭食有限的農業剩餘而引發的各種矛盾，涉及作為一種顯示力量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努力之間的強大張力。作者所思考的問題、所提示的種種...(更多)

*激進知識分子好談*與*。他們只把*與*視為一種*制度，又將*制度視為一件可以隨時替換的衣服。他們被西方*概念矇住了眼睛，看不到*制度賴以有效運作的社會心理與習慣。當廣大村落農民尚未學會自我代表，且需別人來代表時，一切法律與*的制度建設，只能是一層浮在水面上的油。

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核心是確定善惡美醜。那麼善惡標準的基礎或根源在何處呢？它既不在個人之內，也不在社會之外，而在社會共同體內。然而問題恰恰出在這個“這回共同體”：因為社會共同體內部的各個成員，既相互依賴，又相互對抗。古代的賢哲們大概是看到了這一無情的事實，故而從社會外去尋找道德的基礎與標準。老莊的道，宋明儒學的理，釋教的佛，基督教的上帝，伊斯蘭教的*，古希臘哲學中的邏各斯，近代西方哲學中的規律，便是用來奠定人間社會善惡的基石。然而，宋明的現代人不信這套說教，於是善惡標準便模糊起來了，只得用法律從外部規定人們的行為標準。

”一部分地區優先發展戰略”是否會使中西部地區淪為發達地區的“殖民地”問題。如*的現代化努力只造成若干發達的中心城市與一批暴發戶階層有能力仿效西方富裕階層的生活方式，那麼，改革真的走到邪路上去了。

*的官吏、知識分子與農民各有一大病症。官吏之病在於唯上而不唯下；知識分子之病在於唯書而不唯實；廣大農民之病在於好分而不善合。此三種病，自古而然，堪稱國病。

“公社集體耕作制解體後，獲得人身自由的農民通過市場，通過第二、第三產業而展開爭取優勢地位的競爭(或說發家致富)。各種*分歧的利益應與法律相結合，自由應與義務相結合，才能建立起新的社會秩序，但這有一個過程：如今的社會混亂之根本原因恰在於這一結合尚未完成：”“*上從“替民作主”向“現代*”轉移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當前*改革的核心任務，是如何從體制上確保官員必須“為民作主”。”

不過，與現代人比起來，古代世界的欲求是相當質樸且有限的。現代人發明了科學，有發明了市場經濟與**，在人的自然需求之上增長著無窮無盡的認為需求。到處活躍著的*、利益與偏好洶湧澎湃。無限的貪慾被現代經濟學家視為推動生產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基本動力。現在的問題是，大部分註定無法滿足的欲求完全有可能沖毀道德與法律設定的脆弱堤壩。

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核心是確定善惡標準。那麼善惡標準的基礎或根源在何處呢?它既不在個人之內，也不在社會之外，而在社會共同體內。然而問題恰恰出在這個“社會共同體”：因為社會共同體內部的各個成員，既相互依賴，又相互對抗。古代的賢哲們大概是看到了這一無情的事實，故而從社會外去尋找道德的基礎與標準。老莊的道，宋明儒學的理，釋教的佛，基督教的上帝，伊斯蘭教的*，古希臘哲學中的邏各斯，近代西方哲學中的規律，便是用來奠定人間社會善惡的基石。然而，聰明的現代人不信這套說教，於是善惡標準便模糊起來了，只得用法律從外部規定人們的行為標準。老子說：“失德後有禮，失禮後有法”，實在是一種深刻的洞見。接引殿內，有一幅極樂世界圖。

時值晚10 點，這時小店門外又聚起一二十人，男女老少都有，這樣熱烈的氣氛，引起我想給鄉親們說點什麼的慾望。明天，我將與他們辭別，似乎也有一種給他們說點什麼的責任，於是即席"演說"。我從分田單幹談到村民的協商合作問題；從村民的自由，談到村內公共事務的管理問題；從土地與人口關係談到計劃生育與孩子的教育投人問題；從住房的過度競爭談到養老金的自我積累問題；從村民請客送禮走後門拉關係的行為方式，談到了鄉村幹部的*問題。鄉親們認真入神的聽講，使得我這場即興"演說"足足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當我宣佈講話結束，並告訴他們我明天將回開封時，鄉親們紛紛要我多留幾天，多給他們講講這樣的道理，其中兩位村民竟請求我留下來做他們的村支書！

與中原人士相晤一室，你能感受到與烈酒一樣濃的人情。然而，恰恰是這個令人心醉的人情，妨礙著我們民族的個體進行等距離的理*合作。韋伯說，現代組織制度的理*化過程就是將人情關係排除出組織的過程，並推動著組織內部行政效率的極大提高，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一個條件。然而又說，失去人情的組織人是一種“非人化”。這是人類為了效率而建立理*化科層組織的一個無可奈何的沉重代價。我突然理解了韋伯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