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遊蕩者的世界》經典語錄

70年代知名媒體人、作家許知遠出走遠方，悠遊他國，從*喜馬拉雅山山麓的文明古國印度到非洲尼羅河河畔的文明古國埃及，從衝突不斷戰火連綿的巴以地區到雄踞北漠大國依舊的俄羅斯，從*主義、柏林牆、海德堡歲月的歐洲到傳統、教養、自然、安靜的劍橋……這部作品首先尋求的不是恐懼，而是愉悅與知識。作者像是啟蒙時代的小冊子作家們一樣，通過展現不同民族的風俗來勸告自己的同胞，世界如此多元與豐富，跳出狹隘的自身吧，瞭解自己的缺陷與不足，我們自以為的獨特，其實一點也不獨特。

對於大規模災難我最清晰的記憶來自於03年的SARS，那時候*是一座孤城，我猶記內心的恐懼，但是當風波過後人們遺忘的速度更令我吃驚。以至於沒有人有興趣知道他到底是怎樣發生的，我們犯了哪些錯，該進行哪些檢查與反思。災難期間那兩種情緒經常讓我窒息，一種對*行為的無原則的諒解與褒獎，像是那種官與民正如父與子間的傳統關係的延續，另一種則是民間那無休止的濫情，眼淚總比理智更充沛。

一場重大災難，就像一場戰爭一樣能有力地將人們團結在一起，突然之間所有的階級，財富，*別，職業，智力，*格的差異都暫時消失了，人們感到空前的平等，也覺得自己是更大群體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找到了明確的歸屬感。人們拋棄掉日常的庸俗斤斤計較，感覺到自己的生活獲得了更大的意義，就像一位年輕記者在綿陽新奇的發現了暫時的*主義，這種熱情富有感染力但是註定難以長久，這並非令人嘆息而是根深蒂固的人類特*。

距離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整整70年過去了，但是我對於那場戰爭的主要記憶只是幾個孤立的年份，幾場孤立的戰役，幾次駭人聽聞的*，至於戰爭的內在邏輯細節，*失敗與勝利的原因，中日兩國真正國力的對比，傑出人物和普通人在戰爭中表現出的勇敢與怯懦，則幾乎未得到探討。我們總是在遺忘，似乎所有的苦難都僅僅是苦難本身，除去哀嘆與控訴，無法轉化成真正的精神財富，轉化成我們對自身命運的探求。

有時候新聞聯播與快樂大本營真像是孿生兄弟，對於前者你分不清今天領導人說的話跟昨天又有什麼區別，*生活水平總是穩步提高，國家總是處於進步中，而對於後者整個世界似乎都被簡化為那幾十個明星的名字，笨拙的重複*模枋變成了一個人才能的唯一體現。前者喜歡使用的，大步向前，歷史*的進步，被後者替換成，真的好經典，大師風範。甚至連主持人的風格都沒有那麼大的差異，前者像是一個恆定的語言充滿了制度與機械的力量而後者則是人工的塑膠玻璃與電子混合品染上過多豔麗的人工顏料，他們都一樣缺乏真實具體的人的資訊。

在最後的幾天裡我斷斷續續地讀著林語堂的*傳奇，他用英文將*的古典的短篇小說改寫出來，我讀到的則是它又被翻譯成的現代漢語。

旅行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恐懼。旅行者遠離了家鄉，一種模糊的恐懼便隨之而來，本能地渴望舊環境。正是在恐懼中，你變得敏感，外界的輕微變動都令你顫抖不已，你的內心再度充滿疑問，要探尋自身存在的意義。

因為人們不敢或經常忘記了誠實地說出自己的真實感受，一個人對於別人的悲痛無動於衷，令人心痛，甚至可恥，因為他失去了感受力。但倘若一個人假裝別人的悲劇就是自己的悲劇，用和別人一樣的話來表達自己的痛苦，那麼他同樣是可疑的，他可能既虛偽又內心蒼白。

我們的先祖創造了太多太多的華夏之冠，如何將先祖們創造的無形資產變為有形資產，使華夏千古文明濃縮在堯都濃縮在一處看得見摸得著的藝術經典中。一切變得容易理解，浩大的工程與歷史情懷無關，他只是經濟增長的催化劑，而且它與大躍進式的壞品味相連――拜多年的標語化好大喜功的美學觀念所賜。

加繆說，旅行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恐懼。旅行者遠離了家鄉，一種模糊的恐懼感隨之而來，他本能的渴望舊環境。正是在恐懼中，你變得敏感，外界的輕微的變動都令你顫抖不已，你的內心再度充滿疑問，要探詢自身存在的意義。人類的所有知識、情感、精神世界，不都因這追問而起？

遺蹟是一個不斷修復的東西，況且*的歷史傾向於存留在典籍而不是建築之中，除去萬里長城我們不喜歡帕特農神廟的那種石頭而傾向於木頭，它們美觀精巧卻經不起歷史煙塵。

我們對於死亡有一種特殊的態度，甚至是豁達，在很多地區除去顏*葬禮後婚宴沒有太多的區別。不是說我們是一個冷酷無情的民族，而是我們有自己的方式，這方式則與漫長的傳統，特殊環境有關。

這個國家似乎有太多的耐心，在這海洋般的耐心中，一代代人來，一代代人去。所有的燦爛歸於平淡，而那些令人焦慮難的困境也將都被忘卻，而付出的代價則是一代代被淹沒的衝動與熱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