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禾經典語錄

劉禾 (Lydia H. Liu)，著名學者，作家，新翻譯理論的創始人之一。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與社會研究所所長，東亞系終身人文講席教授。曾任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比較文學系和東亞系跨系教授及講席教授。

我曾經以為，死亡使我懂得了生命和愛。但是當我牽著我幼小的兒子站在丈夫的遺體前、陵墓前，當死亡的事實越來越遙遠，而死者的存在卻離我越來越近的時候，我才真正懂得，關於時間，關於生命，關於死亡，關於愛，需要你付出畢生的代價去體驗，有所體驗就夠了，你甚至不要指望能把它們搞懂。

他喜歡獨處，即使是在人多的場合他也總是沉默。沉默是他自衛和進攻的武器，便利而有效。在一次對峙*談話中，他曾經三個小時一言不發，真的一言不發，對方也真正地奈何他不得。

在我的理解中，寫作狀態和寫作是兩個概念，沉浸在回憶中，面對自己，不停止追問，便是進入了本質意義上的寫作狀態，而寫作不過是把這一狀態形式化、公開化的過程。一個寫文章、寫書的入必然要進入工作狀態，卻未必能進入寫作狀態。《今天》的作者，在國內保持寫作狀唸的寥寥無幾，在屈指可數的人中當屬田曉青和劉自立。

在異域，在遼闊的孤獨中，郿英使我感到溫暖、堅實，我心靈的田野展開*北方的大地，蒼勁的槐樹鬱郁蒼蒼。“富貴不能以，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為鄘英，為這樣一個*人而驕傲。

他寫作的效率之高讓我望塵莫及。在報社喧鬧的辦公室裡，他能夠做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一個工作日下來，便可以完成一篇小說，而且都是一揮而就，一氣呵成。他像一隻蝸牛，幽閉在一個硬殼裡，全身心地營造私人寫作狀態，與眾多大陸作家毫無共同之處，並且安於這種毫不相干的現狀。

歷史往往無公正可言，有些人註定是永遠的發言人，另一些人則註定是永遠的聽眾，註定要被埋沒。但是作為親歷者和見*人，有權選擇是站在歷史一邊還是相反，有權選擇述說歷史的角度和方式。

他站在社會的邊緣，與現實的喧囂、浮躁、委頓形成反差，這本身已構成了意義，並給社會提供了意義。

大家怎麼活過，我就怎麼活過。大家怎麼活著，我也怎麼活著。有一點不同的是，我寫些字，投到能鉛印出來的地方，換一些錢貼補家用，但這與一個外出打零工的木匠一樣，也是手藝人。

郭路生的出現所具有的也正是這樣一種象徵意義，這就是：一種自由體新詩正在*出現，它對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文學構成一種挑戰，或者可以說，這種新詩就是*的前現代主義詩歌，雖然仍留有過去時代的痕跡，但是這種詩歌在精神上卻是一反傳統的。

此情景有如兩千年前，使徒保羅在馬達加斯加忽然覺悟，開始皈依基督耶穌一樣。

有時候，想象力和洞察力似乎比鐵*還要重要，因為事物的真相背後總是還有真相，而新的真相後面又有更深層次的真相，誰能抵達最終的真相呢？

我常常思考，文學究竟如何面對禁忌？通常講起人與人之間的等級，我們由於懶惰，或者由於缺乏想象力，都習慣用抽象的語言去概括，但納博科夫與波蘭卡之間的那種隔膜，很難用概念去捕捉。它是一道看不見的鴻溝，無法穿越的屏障，幾乎就是禁忌本身。它可以祕密*縱一個人的表情，潛入人的無意識，當初戀還沒有發生的時候，就已經讓人陷入深深的絕望。我反覆琢磨這種禁忌背後的神祕力量，忽然得到一個啟示，它不正是俄國*爆發的深刻原因嗎？納博科夫一家人流亡異國也肇因於此，可是除了對波蘭卡的那點記憶之外，納博科夫本人對這一切有多少反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