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尼·朱特經典語錄

託尼·朱特，是研究戰後歐洲歷史最重要的學者。1948年出生於英國倫敦，畢業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執教於紐約大學。1995年創辦雷馬克研究所，專事研究歐洲問題，世界上最著名的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研究專家。經常為《紐約時報》、《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新共和》等撰稿。他的兩部重要作品《責任的重負》和《戰後歐洲史》已由新星出版社先後出版。2010年8月6日，託尼·朱特這位人文學術界的“霍金”在紐約格林尼治村的家中去世，享年62歲。

如果你想去的是阿爾卑斯山脈，法國境內的更高，義大利那兒能吃得更好，奧地利的滑雪更便宜。德國的那部分阿爾卑斯山脈再不濟，起碼德國人更友好。瑞士呢？縱有“手足情，500年的*與和平，結果他們搞出了什麼？布穀鳥報時鐘”。 德國一切只講效率，生活缺乏別的可能*，靈魂得不到滋養。義大利是無休止的樂趣，沒有鬆弛。但瑞士卻充滿了反差：高效而保守；明麗卻平淡；善於待客卻無甚魅力

知識分子的孤高和一個人的時代優越感之結合，的確很容易讓這個人產生自己堅不可摧的幻覺。

對我來說，愛是這樣一種境況，它能令被愛的人滿足於獨處。 “停駐”總令人緊張——無論停駐在哪裡，總有做不完的事、取悅不完的人，不是要完成這個義務，就是要勉強扮演那個角*：感覺上怎麼都不妥。然而反過來，“前往”則令人輕鬆。我從來沒有像要獨自前往某處時那樣愉快過，且路程越長越好。步行令人高興，騎行令人享受，坐巴士也很好玩。而乘火車，簡直就是天堂般的感覺。

Love, it seems to me, is that condition in which one is most contentedly oneself. 在我看來，如果一個人非常滿足於做自己，他就處於被愛的狀態中。

倘使不是希特勒，猶太教恐怕早就消亡了。19世紀下半葉，隨著歐洲各國逐步取消對猶太人的隔離，猶太宗教、猶太社群主義以及猶太教固有的儀式都紛紛收到侵蝕：長達幾個世紀對外界的一無所知以及內外合力導致的孤立很快即將告終。同化的程序通過遷徙、通婚和文化滲透，已穩步展開。

如果一個人非常滿足於做自己，他就處於被愛的狀態中。

的確，對於任何足夠久遠的社會而言，這一點都能成立，不管是從風格上還是從時空上而言。然而，那個時代的作品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它們仍然擁有一種驚人的力量。甚至在1991年，我們仍能同意弗朗索瓦·莫里亞克（Fran·ois Mauriac）在1949年寫下的那些話，他將彼時對匈牙利審判秀的辯護描述為“靈魂的下作”。我們能夠迴應它們的原因之一在於，那時的一些作品仍與我們同在；另一個原因在於，這些作品常常出自那些具有不可忽視的文化地位的男男女女筆下，他們是法國甚至世界知名的小說家、哲學家、劇作家……以及道德家。他們的聲譽也許隨著時間黯淡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在讀到他們對*、人類苦難和痛苦的道德選擇的無動於衷時，我們的不適感就能消失。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對法國知識分子生活的一個關注主題就是前一代法國知識分子在道德上的失當。畢竟索爾仁尼琴並不是第一個細緻描寫古拉格及其恐怖的作家。1968年，阿圖爾·倫敦（Artur London）再一次敘述了50年代的捷克審判秀；在他之前，是赫魯曉夫自己。 而在此之前，還有40年代的維克托·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chenko）和戴維·魯塞（David Rousset），他們詳細揭露了“集中營”的運作方式。

約翰·多恩形容他的情人，說她就像“美國”：是他新尋得的大陸，等待著情慾初萌。其實美國本身也像個情人，若即若離——即便到了中年，體重超標且妄自尊大，她仍有一絲風韻。對審美疲勞了的歐洲人來說，她的矛盾和新奇正是這殘存風韻的一部分。這塊老牌“新大陸”，一年又一年地（花著別人的錢）發掘自己：它是躲在前工業時代神化中的帝國，既危險，又單純。

過去沒有我們想的那麼好，也沒有我們想的那麼糟：它只是不同而已。

愛是這樣一種境況，他能令被愛的人滿足於獨處。

班達經歷過德雷福斯事件，從而心懷鑑借，他論辯道，知識分子的使命是追求正義和真理，是捍衛個體權利——進而，在一個大站隊的年代，一個你必須投身此陣營或彼陣營的年代，把這種使命貫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