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與文明》經典語錄

拜占庭帝國、哈里發國家以及黎凡特港口的財富不斷吸引著西方的商人和統治者。在橫跨地中海的東西貿易擴張中，最大的受益者是來自西歐和西北歐的商人，波羅的海和北海地區也由此建立了全新的、充滿活力的貿易制度。由於歐洲南北之間貿易的增長，掌控地中海與西北歐之間的大西洋航線的重要*也隨之提升。相應地，北歐和南歐不同的造船方法與航海技術不斷融合，實現了進一步的發展，使歐洲水手得以探索未知的海域，並發現了全新的世界。

儘管書中並不缺乏關於帝國、王國和城邦的故事，但沿海地區與海上航路也佔據著同樣重要的位置，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們在那裡不僅交換商品，也交換著語言、思想和宗教，並接觸到其他地區的商業、法律、審美乃至飲食。

自公元前2世紀下半葉以來，愛琴海上廣泛的戰鬥以及羅馬人消除了其潛在對手的艦隊的*事行動，導致了海盜活動的再次出現。最著名的受害者是年輕的尤利烏斯·凱撒，他在公元前75年冬天前往羅德島時被海盜俘獲，並關押了將近40天。在支付了12000枚金*後，凱撒得以脫身並捕獲了這些海盜，將其釘死在十字架上。

在人們與全球海洋的互動關係中，最顯著的一個特徵可能就是其普遍*，甚至影響到那些對航海活動持消極態度的人。這一點在古希臘和古代*並無不同，在世界其他國家的漫長曆史上亦是如此。那些以海上貿易為生的人儘管常常遭遇反對和阻力，卻以飽滿的熱情開創了自己的事業，並在此過程中豐富了自身及互動物件的文化內涵。

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種族優越論最清晰的物質表現就是海權，歐洲人有能力將自己的海上霸權延伸到海外，創造並維持遠在另一個半球的殖民帝國。這帶來一種非歷史*的概括：希臘人和英國人是海洋居民，羅馬人和*人則是陸地居民。這樣的假設掩蓋了複雜的實際情況。換句話說，不同民族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汽車或者飛機、取決於經濟、工業和地理等多方面的因素，任何人都不會將對汽車或者飛機的使用與種族或民族聯絡起來。

航海是一件高貴的事情，對人類而言比其他一切事物都更有用。不僅是因為它可以輸出過剩的物品，並提供當前缺乏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不可能成為可能。

任何地方的水手都知道，海洋是一個無情的對手，對其應該懷有敬畏，而不是一意將其征服。孔子在《論語》中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正如本書所展示的，如果說為我們所共享的全球海洋的歷史有什麼可以告訴我們的，那便是這句簡單的真理。

直到最近，除了*廣州的“行商”之外，大多數西方人對海洋*的歷史仍然所知甚少。其結果便是，18至19世紀的“行商”制度就像商業超新星散發出的耀眼光芒——輝煌而短暫，而且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於是，這很自然地導致了人們誤解和低估了*商業活動的海洋取向，這一取向的突出表現就是*“無*保護的商人”（歷史學家王賡武以此描述福建商人）在海外的商業領地（如新加坡、雅加達、馬尼拉等）。正是這種古老的海上活動傳統，幫助*的航海業從20世紀60年代初的不到30艘*貿易船隻發展到今天世界上最龐大的國有艦隊。

本書試圖考察人們如何通過某一海洋和河流而同其他的海洋和河流之間產生聯絡的，又是如何將其農作物、產品和社會制度（包括語言、經濟及宗教）從一個地區傳播到另一個地區的。我將集中探討下列主題：航海事業如何擴大了共享某種知識（包括市場和商業實踐，或航海和造船業等方面）的貿易區域；語言、宗教和法律的跨海傳播如何便利了區域間的聯絡；統治者和*是如何通過稅收、貿易保護等機制開拓航海事業並以此來鞏固和強化其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