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特呂弗經典語錄

讓-皮埃爾?雷奧當時十四歲。安託萬?杜瓦內爾什麼事情都偷偷摸摸的，總是假裝服從，其實只當成耳邊風，而讓-皮埃爾沒有那麼*沉。他和杜瓦內爾一樣，孤單、不合群，隨時可能反抗。但是，作為一個少年，讓-皮埃爾更健康，還經常膽大妄為。第一次試鏡的時候，他對著鏡頭說：“聽說您要找一個玩世不恭的傢伙，所以我就來了。”和杜瓦內爾不一樣的是，讓-皮埃爾很少看書。他當然也有內心生活，有隱祕的想法，但他已經是一個視聽時代的孩子了，也就是說他會更願意去偷雷?查爾斯的碟片，而不是“七星詩社叢書”。

安託萬?杜瓦內爾是誰？前不久一個週日的上午(電視節目《觀眾時段》中播放了《偷吻》中的一個場景(場景中出現了讓-皮埃爾?雷奧和戴爾菲娜?塞裡格。第二天晚上(我走進聖拉扎爾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館。我從沒去過那裡。咖啡館老闆對我說：“嘿，我認識您……我昨天在電視上看見您了。”不過，他在電視上看見的當然不是我，而是扮演安託萬?杜瓦內爾的讓-皮埃爾?雷奧。我要了一份濃咖啡。老闆拿了過來，因為跟我更靠近了，所以他更仔細地打量我，然後說：“那部影片，您一定是很久以前拍的。對吧？您那時更年輕……”

一會兒，走路發暈但興高采烈的安託萬和一臉親熱的勒內走了出來。兩人回到他們住的街區，取回門背後的書包。分手之前，勒內向安託萬展示了自己如何把母親給老師的假條上的字母上半部分弄掉，把週一變成周二。安託萬告訴他自己明天沒有假條可以上交。勒內說：“你有你媽媽的手寫樣本吧。你可以照抄我的假條，明天早上還我就行。”

我們不得不承認，偉大的電影人都是五十歲以上的，但是，練習拍攝屬於你自己年齡的電影也很重要，如果你二十五歲，喜歡德萊葉的話，嘗試效法《吸血鬼》而非《諾言》也很重要。青春是如此倉促，缺乏耐心，會迸發出各種各樣具體的想法。年輕的電影人必須在瘋狂般的匆忙情形下拍攝自己的電影，這些電影中的人物匆匆忙忙，鏡頭與鏡頭互相推擠，爭取能在“劇終”之前擠上銀幕，這些電影中包含著他們的想法。之後，這一連串的想法會讓位給一個更巨集大、更優先的想法，然後影評人會抱怨一個曾經“年輕有為”的導演變老了。那又如何？

今天我們需要捍衛的是電影這一整體，是作者電影，也是一種視覺上的愉悅，是有想法的電影，每個畫面中都有著創見，它不從戰前的電影中借鑑什麼，是為我們開啟那條早已被禁閉太久的道路的電影。

法國高等電影學院的常務校長泰索諾先生應該買個《瘋狂的果實》的拷貝，在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一放給學生們看看，讓他們別再只想著學會當助手的思維方式。什麼是助手的思維方式？它可以被概括為：“我終於能拍我的處女作了；我怕弄砸了丟人現眼；我可以接受劇本和演員對我施加的影響，但有一點是我不會放棄的，那就是時間；我要求十四個星期的拍攝時間，其中十三個在棚裡，因為，如果我能儘可能多地使用膠片和時間，即使我不能拍出一部好電影來，至少我也能*，我可以拍出一部電影來。” 拍《瘋狂的果實》，用了十七天。

感謝伊利亞卡贊和尼古拉斯雷對於演員的敏感程度，詹姆斯迪恩扮演了接近於波德萊爾式主角的人物，而他本身也真的就是那種波德萊爾式的主角。

詹姆斯迪恩的表演與五十年的電影經驗背道而馳；每個姿勢，每種態度，每次模仿，都是對錶演心理學的一記耳光。

有些電影是由無能的憤世嫉俗者拍攝的，就像是《桂河大橋》和《百戰雄獅》（The Young Lions），那樣的電影就是騙人，拍出來是為了討好那些離開*時帶著更好的自我感覺或覺得自己學到了什麼的觀眾。

“美國的電影工業，”他（羅西里尼）說，“是基於放映機的銷量以及廣泛使用而來；好萊塢電影花費太多，很難盈利，而且是故意弄得太過昂貴的，為的是打消人們製作*電影的勇氣。歐洲人若要模仿美國片，那就是瘋了；如果要自由地構思和拍攝電影真是一件太過昂貴的事情，那我們就別再拍電影了；只要寫寫大綱和劇本草稿就可以了。”

所有這些都和威爾斯的假設——平庸的人需要事實，不平庸的則只需要直覺——混合得很好。

他（羅西里尼）的需求和慾望與實現它的可能*之間的任何差距都會毫無意外地製造出衝突，如果他的歷史、倫理、社會和地理真實*能讓你接受的話。讓電影得出一個結論也沒什麼問題：結尾是由衝突的各部分的總和所決定的；或樂觀或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