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經典語錄

馬克斯·韋伯（德語：Max Weber，1864－192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是現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家。韋伯曾於海德堡大學求學，在柏林大學開始教職生涯，並陸續於維也納大學、慕尼黑大學等大學任教。對於當時德國的政界影響極大，曾前往凡爾賽會議代表德國進行談判，並且參與了威瑪共和國憲法的起草設計。是同泰勒和法約爾同一歷史時期，並且對西方古典管理理論的確立做出傑出貢獻，是公認的古典社會學理論和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被後世稱為“組織理論之父”。弟弟為德國另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韋伯。

靈魂不經過寂寞和清苦之火的鍛打， 完全煉不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來。

一個教師所應當做的，不是去充當學生的精神領袖，不是立場鮮明的信仰灌輸，而是盡力做到“知識上的誠實”，去“確定事實、確定邏輯關係和數字關係或文化價值的內在結構”，因為沒有對手和不允許辯論的講臺，不是先知和煽動家應呆的地方。

情緒高昂的*精神過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因襲成規的日常瑣務，從事聖戰的領袖，甚至信仰本身，都會銷聲匿跡，或者，更具實效的是，變成*市儈和實用型專家常用行話的一部分。

我們來看下面一個問題，假使公權在合乎公法的基礎上所行使，而它的行使能夠真正符合公共意志嗎？在這裡，顯然要打出一個問號，因為公權並不一定是由公眾每個人做出的，公眾也不可能做出一個全員同一的決策，那麼公權不可避免的帶有一部分的意志，那麼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不可以推測公權在更加微觀的環境下直接反映握有這項公權決定權的那一位領導人的個人意志？假使這是成立，那麼這個問題就會變得更加複雜和矛盾。如果，一個人在一個問題上它反映了多數的公眾意志，並在公眾意志的基礎上加入了個人意志的話，公眾如何避免這個個人意志不是公眾意志的表述，即是說他的個人意志不會給公眾帶來負面，而且確實反映了公權設立的預想？

進入英雄*忘我狀態的能力，像是北歐的“勇猛戰士”(Berserker) ——有如一條狂犬般咬進自己的楣、咬向所有周遭的事物、直到躍人嗜血沖天的狂氣中——，像是愛爾蘭英雄秋秋連、或者荷馬的阿基里斯(Achilles)，無非是一種狂躁*的發作，人們長久以來即認為上述勇猛戰士的發作是借用烈毒而人為產生的；在拜占庭即豢養著許多具有這種發作素質的“金黃獸”，就像古代被養著的那種戰鬥用大象一樣。薩蠻的忘我是和體質*的癲癇症連結在一起的，擁有這種症狀一和驗*這種症狀，及是卡理斯瑪資格的*。

一切超日常的需求，換言之，超出日常經濟範圍的諸多要求，則往往於一個原理上完全異質的基礎上被滿足，特別是卡理斯瑪的( charismatic)基礎上。我們越是往歷史回溯，此理就越是真切。道理在於：當危機(Not)出現時，不管是心理的、生理的、經濟的、倫理的、宗教的或是*的，此時，“自然的”領導者就再也不是被任命的官職人員，也不是現今我們所謂的“職業人”(意指嫻熟*知識並以此賺取酬金者)，而是肉體與精神皆具特殊的、被認為是“超自然的”（意思是說並非每個人都能獲得的）稟賦的人。

公法與私法。其實無異於談到權力的公權與私權。公權的代表者顯然是國家層面的，尤以政策法規，以及法律為主，它們被看做是一個國家意志的代表，並且伴以強制*所著稱，所有人都必須以此作為基礎來服從。同時，私權代表者是個*力，簡單點的表述即是一個老闆有權讓他的僱員去做一些分內之事，但僱員有權拒絕，而老闆無強制權讓其去行動。這同時帶來一個問題，老闆肯定會開除不聽他指令的員工，但這屬於財產權，一定程度上並不屬於私權和公權的範圍。但它所表露出來的現象是可以追溯到動物本能的領地意識，即個人生存範圍，這點上模糊了現代公權與私權的範圍。

卡理斯瑪支配無論在哪一方面——當然也包括經濟的基礎這方面——都與官僚制支配正好相反。官僚制支配要靠恆常*的收入，特別是貨*經濟與貨*租稅來維持，而卡理斯瑪則雖生存於此世，但卻不賴此世之糧維生。不過，這有必要加以正確地理解。卡理斯瑪有時確實是有意識地避忌擁有及賺取錢財，就像聖方濟和其他抱有同樣思想的許多人。只是，這當然並非定則。如此，在我們價值中立的用法下，一個天才型的海盜可以是個“卡理斯瑪”的支配者，而卡理斯瑪的*英雄則去追求戰利品——特別是錢財。

與任何官僚制官職組織型別相反的，卡理斯瑪結構並不知何謂卡理斯瑪之擔綱者及其輔佐者的任命與罷免、“資歷”與“晉升”的任何形式與規律程式，他們既沒有“俸給”，也沒有規律*的專門教育；卡理斯瑪結構亦不知何謂監督部門與上訴法庭，以及這類機關之地方*管轄區及其自主的、切事的許可權之規劃；最後，在卡理斯瑪結構裡，也沒有*於卡理斯瑪把持者個人( Person)以及*於其純粹個人*卡理斯瑪之存在的、常設*體制存在——如官僚制之“官府”。卡理斯瑪所知者，惟獨其自身之內在的確實與限度。

人們並非天生就希望多多地掙錢，相反，他們只是希望生活，還是像他們已經習慣的那樣生活，並且掙到為此所必須的那麼多錢。

然而，無論如何，與加爾文宗相比，虔信派中生活的理*化強度必然較小。原因在於，來自從一開始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恩寵狀態以確保永生未來的思想的內在動機在虔信派內被轉向了當下，因為虔信派面向信徒的情感。在預定獲救者通過在天職中無休止的成功工作一直努力想要獲取的確定*的地方，現在來了謙卑、羞怯、和不安全感。

後來的清教徒在監視自己行為的同時，也監視上帝的行為，並在生活的每一細節上都發現了上帝的指印。進而，與加爾文的原初教誨相反，清教徒知道上帝為什麼這樣或那樣決定。因此，使生活神聖化的努力就這樣幾乎獲得了商業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