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經典語錄

讀於復旦大學，馬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

信仰是被現實而不是被懷疑結構或粉碎的。懷疑只是信仰根本不存在的結果，而不是信仰遭動搖的原因

只有在人們確信這些基本價值，並即使在現實生活中眼見無數糟蹋，破壞這些價值的行為，仍然對這些價值堅信不疑的時候，他們才可以說是真正具備了信仰。

現代公共社會中，責任和權利是聯絡在一起的。責任不是位卑者對位尊者無條件的風險和服從，而是以任何人都必須尊重責任者的基本普遍權利（*、尊嚴、自由、平等）為條件和基礎。

人有三種死法：第一種是自殺，第二種是戰爭，第三種是順應。如果說自殺是逃避，那麼戰爭便是對抗，而順應則是不死不活地活著。

更重要的是，1933 年納粹剛剛上臺，法西斯主義和*主義都是對青年人和知識分子最有吸引力的意識形態，它們都被宣傳成為人類世界的世俗福音，在當時也都有相當的說服力。那時候的人們對納粹和斯大林主義的宣傳還幾乎沒有認識。20世紀30年代英國人的不講邏輯， 與後來被極權主義洗腦的那種不講邏輯，根本不是一回事情。呂先生要用30年代的有效思維*方，來治療80年代“*”以後*無效思維的毛病，他難道真的不知道，這可能不是他要尋找的有效治療嗎？1988年年底，他在翻譯了三分之二的《有效思維》後， 停頓下來，離他1944 年得病還有將近6 年的時間，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終於沒有完成那後面的三分之一呢？

人文教育是文化的教育，人文教育的產品是有文化的人。人文教育讓人變得更有自由意識、更能*思想、更理*、更寬容、更有修養。這是一種做人的成就，它本身就是價值的實現，是一個自我完足的目的，而不是達到其他功利目的的手段。

說理是一種思想能力，它要求我們儘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討論的問題，採取一種真實而客觀的態度。這就需要說理者隨時當心在說話和文字表達過程中的邏輯。同時，說理者還必須能夠了解和判斷對方的態度和不同立場。如果一個社會中有許多人都能夠經常地、有意識地這麼做，他們就能夠幫助提高整個社會的思維、判斷、說理能力，也能夠在此基礎上幫助維持一個理*、開放、多樣化的公民社會和*秩序。這種話語對於人們*、社會的實際影響作用確實是不容忽視的。

人們需要說理，因為說理比不說理更能找到真實和公正的東西，而真實和公正的東西在本質上來說是優於虛假和不公正的；一般來說，真實和公正的東西是比較容易*而且比較容易說服人的；更為重要的是，人有足夠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實和公正的東西， 這種能力就是“理*”。

並不是所有的學校都能彌補家庭道德教育的不足。學生來自不同的家庭，接受不同的家庭道德影響，因此個人品格會有相當的差別。例如，有的比較誠實、寬容、尊重別人，有的愛說謊、霸道、歧視和欺凌別的孩子。學校必須有好的道德文化環境，學生的教育才能託付給學校。如果學校本身就是一個不講道德的地方，教師受賄自肥、學生討好老師、缺乏公正的規則、充斥虛偽和謊言，那麼學生的教育便不能託付給學校。

公民教育是人文教育在*社會的擴充，它們的核心價值都是自由、平等和尊嚴。公民教育關乎*、關乎道德、關乎責任、關乎法治、關乎愛國。公民教育還關乎教育自身的作用，教育到底是為了什麼？是為某個權力意志而去灌輸正確思想？是為市場造就勞動力？還是為了培養更智慧、更道德的公民？如果是後者，那麼公民教育的目的與** 的目的便是一致的。人文和公民教育的嚴重缺失使得教育變成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不改變這種情況，受教育的意義便只能維繫在畢業生能否找到工作的功利考量之上了。

教育程度的高低在相當程度上體現為理*思考和批判*思維的能力。這是一種關乎理*探索、求*、理解和判斷能力的教育，貫穿於學生教育過程的始終，從國小高年級、中學到大學，在閱讀、寫作、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等各個學科中都有全面的融入。批判*思維不僅要求學生對別人觀念背後的“認知原則”和“道德原則”有所察覺和辨識，而且要求他們有自我反思和反求諸己（self-reflective）的自覺意識和意志力，只有這樣才能有意識、有決心地克服自己的認知偏見和心理障礙，遏制自己的情感和情緒衝動——對自己的要求比對別人的要求更難做到。網際網路時代的許多認知和心理缺陷皆與批判*思維的缺失有關。

說理與*生活的關係對於美國學生們來說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自然而然就應該如此。這是因為，用教育理論家古德拉德（Goodlad）的話來說，他們是“在自己並不知曉的情況下，降生到美國*共和制度中來的”。這對這些學生學習公共說理是有利的，也是不利的。有利的是，用不著向他們強調*環境對公共說理多麼必要（第十五、十六講），因為那個環境已經在那裡了；不利的是，由於現成的*環境已經在那裡，用不著他們自己去爭取，他們對*的認識有時會幼稚得令人吃驚。